觀點意見：2015宏觀調控可能偏向“穩增長”

2015年，在促改革與穩增長之間尋求平衡應作為中國宏觀調控的主基調。

趙曉 陳金保 新的一年開始了，如何讓中國經濟這艘大船走得更穩更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們不必再擔心中國經濟會垮掉。2014年結束的時候，這一輪呼嘯而來的“樓市崩潰論”、“中國式金融危機論”以及“中國經濟崩潰論”應該劃上一個何止符了。2015，我們要開始一個新的航程。

2014年，在政治上，強力反腐不僅傳遞出了中國新一代領袖銳意進取的決心和意志，更顯示出其堅實、強大的執行力；同時，決策層還明确了“依法治國”的大方向，使得十八屆三中全會“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得以落地。到此，低調的“中國式政治改革”事實上已經啟動且前景看好，“法治中國”有望為包括經濟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确立頂層設計之保障。

在經濟上，2014年政府面對經濟下滑，仍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主線，不僅大刀闊斧促改革，努力簡政放權，逐漸打破壟斷；還果斷發布了國務院43号文，規範地方債務行為，使得地方債從灰色轉向透明，從無法可依、無章可循轉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不規範轉向規範，從行政轉向市場，從無風險管理轉向管理管理。地方債改革的重大意義實不亞于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中國式金融危機的大患可以說已去除大半。

談虎色變的房地産風險也正在回落，“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初顯成效。盡管有人信誓旦旦地放言2014年中國樓市将崩盤，但2014年卻有驚無險地過來了。

失敗的預言或許並不在于論者一以貫之的看空立場，而在于對市場缺乏精準判斷。數據表明，當前中國住房價值量總體實際上仍處于相對合理水平：首先，從住房價值量和GDP對比看，中、日、美比值分别4.1、5.3、2.5倍，中國在美日之間，若談崩盤，日本應該再一次崩盤且崩盤在中國之先；其次，中國房價過去十年漲幅實際上亦未大幅超過其他國家：2000-09年間，中國住房均價上漲134%；相比之下，日本1960-69年間房價上漲287%；再次，中國城鎮化率剛過50%，住房需求量每年仍在10億平方米左右，而其他國家房價大漲期間，其城鎮化率都遠高于我國當前水平。

截止到2014年11月份，13個城市新房去化時間16個月，已較前期下降。2014年前10月，300城市住宅土地成交建築面積同比下降31%，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6%，2015新增住宅供應勢必減少。

考慮到庫存去化，新增供應養活以及漸顯的降息效應，這一輪的房地産崩盤的警報也已經解除，預計2015年下半年新增供應甚至有可能會出現不足的壓力。嫌啤酒中泡沫太多，可以去掉泡沫，也可以增添啤酒。人家以危機去泡沫，中國人不妨用發展添啤酒。殊途同歸代價卻更小，何樂而不為哉？！

去掉了金融危機和樓市危機的大患，又以法治改革打破利益阻撓，通過實現“人”的城鎮化對内需的拉動，再加上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于中國金融和經濟的保駕護航，“中國崩潰論”可暫時閉耳不聽了……

這很不簡單！中國高速增長30余年，迄今為止避開了泡沫危機和金融風暴，這絕對是奇迹，勝過了當年的優等生日本及“東亞四小”。

遺憾的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樓市危機與地方金融危機是人人關注的兩大顯性危機。除此之外，另有兩大相對隐藏、國家幾乎未曾設防的風險：其一，是全要素生産率下滑導致的經濟爛掉的風險；其二，是以及人口紅利快速消退、未富先老導致的經濟活力喪失的風險。這兩大“暗箭”，現已向中國經濟射了過來，2015年，不得不全力防範。

全要素生産率風險指的是增長全靠投入而效率很差，從而在投入耗盡後經濟突然崩潰。典型例子是前蘇聯和東亞。他們都在高速增長後突然崩潰，皆因全要素生産率出了問題。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在改革開放後一直保持較高水平，但高峰在80年代和90年代，進入21世紀後逐漸滑落，並有統計結果表明，在2010年後甚至快速下滑到了負增長的水平。這是筆者非常擔心的風險。中國經濟的下滑有人說是常态，也就是該下滑了。但研究表明，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低速增長，85%與全要素生産率的下滑有關。中國經濟增速換檔，全要素生産率由正變負，實在是最深層的原因。

未富先老的風險是指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導致的經濟活力下降。沒有一個老齡化國家能保持經濟活力，更不能從中等收入進入高等收入。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對30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均GDP在16000美元才告别高速增長。我們人均GDP還不到一萬美元，增長就要換檔，原因何在？當前中國60歲人口已占了大約15%， 2020年預計将超過20%，2013年甚至可能到四分之一，中國曾經的人口紅利突然變成了今天的人口負債。對經濟增長而言，人口負債是很沉重的負擔，這也是當年日本經濟崩潰的真正元兇。

中國的經濟增長能跑過老齡增長嗎，我們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中國夢是夢還是能變成現實？未來十年，一切将見分曉。而2015年的破局，相當重要。

2015年後的中國經濟政策該怎麼定位？學者們的觀點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主張從供給側發力，大力改善供給，實施經濟結構升級。也就是主張以改革促發展，比如打破壟斷、搞活市場、給企業減稅等等。二是主張從需求端發力，适當刺激需求，幫助經濟渡過難關。也就是主張要保增長，比如呼籲降準降息、加大政府投資、松綁房地産調控等等。究竟哪種觀點正确？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美國70年代的“滞脹”歷史。從1970年到1983年，美國“滞脹”13年。經濟學上的“滞脹”是指增長停滞、失業率增加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經濟現象。後來的研究表明，科技創新處于低潮、出口貿易份額下降、實體經濟缺乏增長點是美國經濟“滞”的根本原因，而以赤字為主的擴張式财政政策和以貨币供應量為主的貨币政策雙雙“失靈”是美國經濟“脹”的幕後推手。

對于“滞脹”問題的解決，當時美國的經濟學界有三派主張：供給學派主張增加供給來抑制成本上升；凱恩斯需求學派主張刺激需求先解決“滞”的問題；貨币學派則認為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貨币問題，所以主張先調整貨币政策的目標。美國政府實際采取的措施又是什麼呢？美國政府當時沒有單獨接受某一派的學說，而是兼蓄並舉，綜合了各個學派的主張：以凱恩斯的需求理論作為宏觀調控的依據；以供給學派的減稅和放松市場管制來促進科技創新；以貨币學派的總量控制來穩定貨币市場。最終，美國從80年代中期開始，以高科技産業的崛起再次領先于世界經濟。

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當下，美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供給學派與需求學派，促改革與穩增長，改善供給與拉動需求，並非絕對的對立或者誰對誰錯，二者都很重要、可以平衡、統一吸納。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在現階段，中國經濟政策具有兩面性：一面是“促改革”，一面是“穩增長”。具體說到哪面分量重，哪面分量輕，筆者以為，這絕無定論。一定是要看具體情形的，經濟下滑時，可能會傾向“穩增長”多一點，經濟企穩時，可能會傾向“促改革”多一點，這也是新一屆政府一直強調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預見性、針對性、靈活性和審慎性。

據此，2015年，在促改革與穩增長之間尋求平衡應作為中國宏觀調控的主基調。只是筆者以為，相較于過去的2014年，2015年宏觀調控可能偏向于“穩增長”會稍多一點。主要理由有三點：第一，現有的改革大多只是剛剛起步，要想在2015年就見到明顯的改革紅利不太現實，中國經濟持續放緩的壓力仍然較大，出于“保底線”的需要，諸如降準降息、穩定房地産市場、加快基礎設施項目審批的“保增長”措施仍應陸續出台。第二，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和經濟放緩可能會使得中國的經濟風險過早暴露。例如，地方債的改革有利整體風險消除以及長遠中國經濟發展，但在短期可能會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增長動力甚至消極怠工，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發展動力不衰減是一個新的課題。再比如，2014年以來，高杠杆水平的企業部門的償債能力因利潤暴跌而承壓，企業的違約風險可能會傳導至影子銀行業體繫和正式銀行業部門，為規避繫統性金融風險，保持合适的流動性和一定的經濟增速就很有必要。第三，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陣痛期，目前中國還沒有找到替代傳統增長模式的更好模式，而改革正是拿傳統模式開刀，如果下刀太快太狠，轉型沒有成功，企業就死掉了一片，這是得不償失的。

綜合來看，對中國而言，放棄促改革肯定不應該，但放棄穩增長也是萬萬不可。所以，具體點說，2015年的經濟增速目標或可以定位于7%。既穩增長，又促改革；統籌兼顧、長短平衡；以此繼續向未來全面轉化。路，並不可走；但只要有路，就要往前走！

趙曉 知名經濟學家；陳金保  經濟學博士，财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