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狀與改革方向來看增稅是大趨勢

最直接的原因是，減稅和減支是硬币的兩面，減稅必先減支。支出減不下來，何談減稅！　

趙曉 雖然稅收收入增速已明顯放緩，但中國社會的稅收負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因為其增幅一如既往地超過GDP增幅。據媒體報道，2014年全國稅務部門共組織稅收收入103768億元（已扣減出口退稅），比上年增長8.8%，並首次突破10萬億大關。

在中國經濟轉型和復蘇的困難時期，通過減稅和放權以激發市場的活力一直是大家的共同期盼。但是，為什麼減稅喊了這麼些年，增稅卻一直在持續？暢想一下，未來幾年有沒有可能出現稅收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呢？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基本上沒有。

最直接的原因是，減稅和減支是硬币的兩面，減稅必先減支。支出減不下來，何談減稅！

根據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老百姓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需求就會直線上升。中國現在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民生支出的需求和剛性都很大，加之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管理改革和經濟市場化改革還遠未到位，繼續減稅對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會帶來很大壓力。所以，從平衡預算的角度看，進一步減稅的空間已然不足。

另外，從橫向比較上看，中國稅負也有适當提升的空間。2014年，我國以稅收收入計算的小口徑宏觀稅負大約也就是20%左右，OECD美洲國家平均宏觀稅負為27%左右，而OECD歐洲國家平均為37%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5%左右。也就是說，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還是不高的。

對于今後的稅制改革方向，十八的定調是“穩定稅負”和“建立現代财政制度”。在這些舉措中，除了“推進增值稅改革，适當簡化稅率”這一條外，其他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增稅舉措。一是調整消費稅征收範圍、環節和稅率。最典型的就是2014年底成品油消費稅連續兩次上調，而且調增的幅度超過了40%。二是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這雖然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但如果真的能做到加強金融管控、全面歸集個人收入，並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則大部分家庭增稅已是必然。三是加快房地産稅立法並适時推進改革。雖然目前還沒法知道房産稅的開征細節，但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其未來的征收潛力是巨大的。有研究顯示，到時僅此一個稅種全國的征收額就有望突破萬億元。有類似加稅效應的還有日前坊間熱議的遺産稅開征。四是加快資源稅改革。最近已經做的就是一方面擴大了資源稅的征收範圍，比如對開采地下水征稅，另一方面把“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設計上就是要增加資源型産品的稅負。五是開征環境稅，雖然費少了，但稅肯定多了。六是清理稅收優惠政策，特别是取消一些區域性和地方政府自行規定的稅收優惠，其增稅的實質性作用就更不用說了。也就是說，十八大提出的稅制改革舉措如果都落實了，雖然稅制結構能得到有效改善，但總體上的增稅效應肯定大于減稅效應，其最終結果肯定是稅負增加。

由于目前中國稅制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間接稅占比過高、收入差距和經濟結構調節能力差等等，十八大提出的稅制改革舉措非常必要也很緊迫。關鍵是，增稅之後該怎麼辦？

首先，要加快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該增的要增，但該減的也要減。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增稅政策推出來很快，而減稅政策推出來總是磨磨唧唧。比如，成品油消費稅可以在半個月内連續兩次上調，而對于之前大家普遍诟病的“饅頭稅”、“月餅稅”之類卻總沒有實質性改進，對創新型産業、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也總讓人覺得不那麼解渴。

第二，要加大力度清理非稅收入。除了稅收之外，政府還有一大塊的收入就是非稅收入，包括預算内的和預算外的。這些收入雖然不是稅收，但一樣具有稅收的實質，就是都要由老百姓來負擔。2014年，初步估計我國政府的這塊收入大致在8萬億左右。我國以小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雖然並不高，但如果以國際通行的大口徑(政府收入與GDP的比值)來計算，我國這一比例為35%左右，美國也就是37%左右，歐洲國家可能稍高點。以此而論，我國的社會總負擔水平就不低了。清費正稅是符合“建立現代财政制度”改革方向的，但我們不能讓稅“正”了，而費卻老“清”不了。

第三，要着力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一個國家的稅負是否“痛苦”不應只糾纏于稅負高低，更應關注财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所獲得的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使稍高的稅收水平也無傷大雅。比如，歐美國家的宏觀水平确實比中國高，但是他們的公民享受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的福利，所以那些國家的民衆對高稅負的接受程度就比較高。在這些國家中，社會福利支出是财政總支出中的最大項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國為45%，德國高達71.49%，而我國這一比例還不到30%。老百姓既要承擔過高稅負，又要自己攢錢買房和養老，更要準備大額資金用于醫療和下一代子女教育，稅負痛苦指數自然就高了。

總之，從現狀與改革方向來看，增稅在我國應該是大趨勢，但增稅之後該做點什麼才更值得我們思考。

趙曉 經濟學博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